洪和胜||浙江

妹妹高中毕业。毕业前和毕业后，做过临时工和代课老师，也在学校门口卖过茴香豆。她文化程度不高，读书不多。可她却喜欢写些诗文，喜结文友。十六七岁至二十来岁时，交的文朋诗友居然有一大串。

我很少看过她写的诗文。依稀的记忆中，她写的一些东西，文辞还算优美，颇有些意境。

不久前，当我问起她舞文弄墨这件事时，她说，小时候，她有个梦想，就是想当一名诗人或作家。可天分不够，写的全是些豆腐干一样的东西，纯属无病呻吟。

“不过，”她有点自鸣得意地接着说道：“直到现在，仍有人说我是个‘蛮有诗意的女人’，这倒是事实。”

“一个蛮有诗意的女人”最终没有成为诗人和作家，妹妹的心里很坦然。令她至今还有几分惋惜的是，她不得不彻底放弃曾经酷爱的音乐。

“我这个人没什么能耐，音乐可能是我唯一有点天赋的地方。”她说。

小镇的十字街头，有个民间艺人拉得一手好二胡，妹妹常常在那里听得入迷。听多了，她从入迷到有点入门了，就向那艺人请求：“可以将二胡让我拉一下吗？”艺人将信将疑地把二胡递了过去，意思是说，你会拉吗？

结果出乎艺人意料。

从来没有碰过任何乐器的妹妹，第一次拉琴，虽然音调不怎么准，节奏感也不强，但居然能摇头晃脑地拉得有板有眼。

艺人大喜过望，说她将来肯定有出息，要教她学二胡。艺人在教了她一些简单的音介后，还将一把二胡借给妹妹，让她在家反复练习。

妹妹兴高采烈地抱着二胡回家了。

还没进门，母亲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妹妹惴惴不安地说：“我对二胡感兴趣，我喜欢拉琴。就让我在家学一学吧，不会耽误多大事的。”

母亲勃然大怒，厉声吼道：“你要是敢将这把琴带进家里，我立马将它一刀两断！”

妹妹顿时吓得呆若木鸡。她知道，母亲说得出来，也必然做得出来。就这样，她心底里刚刚点燃的音乐梦还不曾放飞，就过早地夭折了。从此以后，她再也没有喜欢的东西了。

对这件事，妹妹一直耿耿于怀，只要一想起来，总会扼腕长叹。她曾用一句歌词来套用：从来都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平心而论，妹妹的确是有几分音乐天赋的。她读高中时，班里的音乐课都是她领唱的。还比如，在影院看了一次电影，回来后，里面的插曲基本能唱了。她一边听歌，一边能记下谱。再后来，不少乐器，她没弄一两天，甚至没弄几个小时，就能弹奏了。

有一天，我耳闻和目睹了亲眼领教了她这种无师自通的音乐天赋。

那天，她难得来我家，发现我女儿有架古筝。女儿的小名叫牛牛。她对牛牛说，教教姑妈，哆、来、咪的弹法好吗？女儿就教了，讲了一些古筝的基本原理和简单的指法。

十几分钟，仅仅是十几分钟后，奇迹发生了。妹妹全神贯注，沉浸于音乐世界里，慢慢地，一曲《高山流水》响起，声音珠圆玉润，犹如流水淙淙，极具古筝韵味。

尽管按、揉、吟等技法没有较好掌握，而且对低音区应该低沉浑厚、高音区应该清越剔透等道理，也没有吃透，但实事求是地说，她已经很不错了，整首《高山流水》弹得不失悦耳动听，颇有几分魅力。

妹妹今年刚好六十岁。她是二十岁那年独自去了省城谋生的。掐指算来，距今已整整四十个年头。

她到省城不久，省报的一个记者采访过她，后来，这篇报道在省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。报道中，有多处对我妹妹用了溢美之词。

那名记者当时还是全省有名的诗人。他的报道通篇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述。

妹妹早已找不到那张报纸了，但报道中的几句问答，她还记得一清二楚。

记者：“你这一生中，最需要什么？”

妹妹：“一点点钱。”

记者：“还需要什么？”

妹妹：“很多很多的爱。”

记者在报道中写了这么一句话：“她不是省城人，但省城却为她骄傲！”

究竟是什么原因，妹妹要过早地离开家，独自在外艰难打拼？

是生活的逼迫，是无奈的抉择，是精神的逃避！

妹妹高中毕业后，先是当了两年多的代课教师。因为嗓子教哑了，无法再代下去了，只好去打短工。

妹妹想招工。招工就得考试。

她读书太早，高中毕业时，还不到招工年龄，没有资格参加招工考试。等到年龄到了，却成了往届生，考不过应届生。

期间，她参加过招工考试，也考中了，可让有关系的人开了后门。

那时节，父母对我、二哥和妹妹总是另眼相待，动辄恶语相向，拳脚相加。

自认为是文学青年的妹妹，哪里受得了这般凌辱，她常常感到痛苦、自卑和绝望。她想及早挣脱家庭的桎梏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天涯海角最好。

因此，在她的梦中，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西藏、新疆、内蒙古、海南等地方。

命运偏偏又是如此地捉弄人。

天涯海角去不成，妹妹只能去不算太远又不是很近的省城。一去就是三十年。在那里安家，在那里结婚生子，在那里饱尝人世间的酸甜苦辣。

省城对于很少出过远门的妹妹来说，是个陌生的地方。如何在那里安身立命，是她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。

思来想去，妹妹觉得从小本生意做起最切合实际。

她批发来一些拉链，在一个叫龙翔桥的市场做零售。

零售拉链，辛苦尚且不说，主要是利太薄，赚不了几个钱。忙忙碌碌了半年多，扣去房租、吃饭、成本等费用，所剩无几。妹妹开始转卖服装。

妹妹做生意肯动脑子，进货、待客、讨价都有一套。慢慢地，她的服装生意渐入佳境，到后期，更好得不得了。

人家卖服装，难免有吃货的时候，压个几箱卖不出去，很正常。妹妹是个鬼精，几乎没有积压过一件衣服，凡是她进的货，都成抢手货。

不仅如此，她的摊位还成了好些生意伙伴的风向标。妹妹进货，她们跟着去；妹妹进什么货，她们也进什么货。好在龙翔桥市场很大，几个摊位卖相同或相似的货，根本不影响到生意，更不会伤了彼此的和气。

妹妹是从广州进的货。每次去广州，都没有帮手。即便有几个生意伙伴同行，她们也是各进各的货，谁都很难帮上谁的忙。

有一次，妹妹带我一起去广州帮她进货，我才体会到她的艰辛。

我们是乘火车硬坐去的，途中整整花了二十个小时才到广州。

“你坐过软座或卧铺吗？”我问。

这话一问出口，我觉得有点不妥。妹妹却不以为然，淡淡地回答说，没有。她还说，她不仅没坐过软座和卧铺，有时候，连坐硬座都是很庆幸的。

见我不是很理解，她解释道，从省城到广州，火车班次少，客流量大，沿途又经过好多省份，不断地上旅客，以至于常常买不到座位票，只能一路站到广州。有几次，旅客实在太多了，连两只脚同时站的地方都没有，只能一只脚悬着，一只脚站着。待站着的这只脚吃力了，站不动了，再换另一只脚站。等火车到终点时，两条腿已经肿胀得不成样子了。

没有座位，在车上睡觉是个问题。如果旅客多到前胸贴后背时，就站着睡。反正人挨着人，睡着了，也摔不倒。要是旅客没这么多，更好，用报纸往人家座位下面的地上一铺，或铺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上，再将随身带的包当作枕头，躺下，用不了几分钟，就进入了梦乡。

漫长的旅途让人疲惫不堪。为了舒缓一下心情，有时候，妹妹会轻轻地哼一些小调。

我和妹妹一起去广州那天，她很高兴，一路上有说有笑。

望着窗外的蓝天、、阡陌、树木和一排排房屋从眼前直扑而来，又飞速地向后奔驰，成为一幅幅流动的风景，妹妹的兴致上来了，她脱口唱道：

不要问我从那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。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流浪远方，流浪。

我知道，这支歌的名字叫《橄榄树》，由台湾作家三毛作词。在当时，这支歌很流行，大多青年男女都会哼几句。我也被感染了，接着唱道：

 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。还有，为了梦中的橄榄树，橄榄树。

这事过去将近四十个年头了，如今想起来，还是那样地清晰，仿佛就在眼前，连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。

为了节省在外时间，减少进货次数，妹妹走路像跑步，进货时总是想方设法把一个又一个的大袋子塞得满满。进好货后，她先是将一袋笨重的货或拎或扛地搬出市场。然后叫来搬运车，与开车师傅谈好价格，再吃力地将货抬到车上。

从市场到火车站，有好几公里路。趁押运空隙，妹妹从包里拿出一些干粮啃了起来。啃完干粮，火车站到了，她奋身跃下车，把一袋货卸下来，再一袋搬进车站。待所有事情干好时，后背的衣服早已湿透。直到这时，她才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坐下来，放肆地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喝水、擦汗。

要是离开车时间还早，碰巧旅客又不是很多，她会毫无顾忌地在椅子上躺下。要不了几分钟，呼噜声响起，她睡着了。

那时，她长得很是瘦弱。我知道，她太累、太疲倦了。

我和妹妹一起去广州，总共只有一次。那次，偏偏还遇到一件事。

过去不像现在，出门在外可以带银行卡。与所有进货的人一样，妹妹带的是现金。为了以防不测，妹妹总是将钱藏得十分隐蔽。

广州服装批发市场规模大得很，人流如织。妹妹手拎好多个装货的大袋子，背一个小包，朝市场里走。走着走着，我突然发现妹妹背的包裂开了一个大口子。我吓傻了，惊叫道：“爆破了，小偷用刀割的，钱被偷了！”

妹妹的包是用黑色人造革做的，包里面有七八层，每层都可放些卡片、票据等小东西。

她不慌不忙地打开背包，发现里面的夹层被割破了四五层，包里几乎没什么东西。

“全被偷了？”我大惊失色地问。

“没有，”她笑着说。

“哪钱呢？”我急切异常。

她用手拍着裤子，不无几分得意地说：“在里面，用线缝着，安全着呐。”

通常情况下，妹妹一般会选择中午前后出发的火车去广州。这趟火车到站时，刚好是第二天上午七八点钟。下了车，她会箭一般地赶到市场，进好货，再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回程火车。

这样，尽管整趟的盘缠差不了多少，可所有时间得到了充分利用，来回都睡在火车上，住旅馆的钱省了，在外的花销少了。

有时候，花在进货上的时间多了，再怎么赶，也赶不上返程的火车，不得以，她只能咬咬牙，住进廉价的旅馆。

人算不如天算。也有遇到不能按如意算盘打的情况。一次，妹妹到达广州时，已接近半夜时分。那天，广州街头狂风大作，暴雨如注。

妹妹来到一家旅馆。服务员说：“对不起，客满了。”

“能否让我在大堂过一夜？”妹妹哀求道。

服务员见她孤身一人，动了恻隐之心，答应了。

那家旅馆简陋得很，说是大堂，其实不过是一个两面通风的过道，里面只有几张硬板凳。过道上风很大、很冷，妹妹坐在硬板凳上过夜，把自己抱成一团，还是冷得瑟瑟发抖。

妹妹做服装生意，总的时间不到四年。因为肯吃苦，善经营，赚了不少钱，买了二十二寸彩电、冰箱、全自动洗衣机，另外还有五万元积蓄。

无疑，在当时，她属于“先富起来的人群”。

妹妹终于成为我们家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。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个自强自立的人。我很钦佩她，也自叹不如。

妹妹去省城不久，我也去距她一百多公里远的一座城市带薪学习。期间，曾得到过她的接济。钱虽不多，大概一百来元，但我永远牢记在心。妹妹挣的钱，每一分都浸透着血和汗。一个有工作的哥哥，竟然还要接受她的钱，实在愧疚。

妹妹是个不愿意闲着的人。她不做服装生意，转行了，和丈夫一起开了个物流公司。这一开，就是三十多年。

在我看来，她的公司太不像公司了，规模很小，两间窄小的门面，三四张桌子，几台电脑，五六个员工，仅此而已。

三十多年来，她的公司一直是老样子，刚办时怎么样，现在仍然是怎么样，从公司里的摆设到规模，全都没有变。

所不同的是，员工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她自己也由当年的风华正茂步入了更年期，脸上写满沧桑。

为了减轻沉重的压力，妹妹也曾雇了一个保姆。这个保姆有三大特征，一是脾气特别躁，动不动发火，扯开嗓门大喊大叫。她发火时别人还不能说她，谁要是说她几句，她的火气会越来越旺，嗓门会越来越大。

二是喜欢吃，而且专挑好东西吃，有时候主人还没有动筷子，她就开始吃了。甚至客人还没上桌，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已经将半条大鱼或半盆虾吃到肚子里了。有时，妹妹会看她一眼，示意她注意点，她竟振振有词地说，她吃也是吃，客人吃也是吃，谁吃还不都是一样，弄得妹妹很是难为情。

这保姆第三大爱好是搓麻将。她经常外出打麻将，一打就忘了时辰，忘了该回来给主人做饭了。更有甚者，她把这里当成了她自己的家，时不时地带一帮麻将朋友到我妹妹家里打麻将。打了麻将，这些人就全在这里吃饭。吃了饭，又接着打，一直打到深夜。麻将声噼呖啪拉，此起彼伏，弄得妹妹在卧室里彻夜难眠。

换作常人，这样的保姆早就解雇了，可妹妹说：“她干活肯用力，手脚也麻利，还是让她留着吧。再说，她又没有其他本事，家里也困难，把她辞了，她到哪里找活干？”就这样，这个保姆在妹妹家一呆就是多年。

妹妹命运多舛，生活艰难。我曾问过她这方面的事，她轻描淡写地说：太难了，不知从何说起。继之是一声重重的叹息。

我的大妹这样概括她的胞妹：她是天底下最苦命的女人。

是不是“天底下最苦命的女人”，我无法考证。我只知道妹妹真的是应了当年那句话：她是个苦命人。

妹妹的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。

一大早出去，天黑了回家。她腰椎间盘突出，切骨般的疼痛，上下楼梯异常艰难。但她咬着牙，一步步挪到公司。她不能关门，她说，公司的门关一天，损失的不仅是一天的收入，说不准生意脚就断了。在公司，除了她一人是“老板”，其他人都是打工的。可接业务、联系客户、开票、发货，别人都不懂，全得她一个干。

“有些事情让手下人去干，我不太放心，万一一单货没送到、送错了，或者损坏了，几万几十万的损失怎么赔得起？白白辛苦一年不说，公司的信誉也倒了。”她说。

她的病发展到后期，连坐着办公都困难，可她每天要用手工开几百张发票，怎么办，只好趴在地上，一张一张地开。等到发票全部开完时，整个人几近昏厥。她去住院做手术前，汽车坐不进去，是两个人慢慢地架起她，小心翼翼地塞进车里的。

我是有过腰椎间盘突出毛病的。厉害时，走路像个瘸子，一段几百米的路，要走半个来小时。早晨起来，弯腰穿一双袜子，要用出一身汗，不花上五六分钟时间根本穿不进去。所以，我能深切地体会到妹妹的痛苦和艰辛。

一直以来，妹妹总是不顺。特别是前些年，不是遭受这样的变故，就是遭遇那样的磨难。

因为这些原因，妹妹的心理时常很矛盾。在她出了车祸时，她说：“也许我的命是天生注定的。”说着说着，我明显地感觉到了电话那头传来隐隐约约的抽泣声。继之，她又笑了，说：“三哥，你放心吧，我还是坚强的，会笑对人生，世上所有的磨难我会自己扛！”她说了这几句话后，沉默无语，许久没作声。

知妹莫若哥。我清楚，妹妹毕竟是个普通女子，她表面乐观、坚强，但感情脆弱，她是把眼泪流在肚子里，她是在反过来宽慰我，让我别为她担心。

这就是我的妹妹！

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