报载，湖北某县一个局长有贪污、受贿、嫖娼的嗜好，局办公室主任署名向上级纪委举报。纪委不知何故，将举报信转给了这位局长大人。局长一面通过当县长的小舅子做了不少工作，一面将信珍藏起来，不露声色。3个月后，借故把举报人降为副主任。

近几年，类似报道层出不穷，无论是“新闻性”和“可读性”都比这篇报道强上几十倍乃至几百倍。要不是闲着无聊，我还真懒得看呢。不过既然看了，感觉还是有的，一是为这位局长先生的不凡气度、海量所起敬，不像有些人那样对举报人下狠招甚至开杀戒；二是为那位办公室主任庆幸，碰到了一位心慈手软的大好人，仅遭降级，而且还是“借故”的，可谓是伤了点“皮毛”，只需吃一堑长一智，便能买得宝贵的教训。

如果以这一事例佐证说真话的代价，说服力肯定不强，也没人信服。好在媒体还经常刊登一些十分抢眼、刺激的文章，诸如记者因披露真相惨遭贪官暗杀，某人因揭发内幕被焚尸，某人因检举实情被致残、遭毁容……这些报道才算触目惊心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说真话的代价太高了！

说真话要付出高昂的代价，不独是现在，翻阅几千年的中国史，李朝如此。从春秋的血亲冤杀、西汉的周亚夫被诬谋反、隋朝太子杨勇遭谗被废，到唐朝狄仁杰蒙冤、宋朝寇准贬死岭南、明朝大将熊廷弼被诛、清朝多尔衮的所谓谋篡案，透过一层层蒙人的“法治”面纱，就会若有所悟，原来“法治”和“民主”的神经是那样的脆弱。

少正卯因“言伪而辩”，受到孔子的怀恨。据《句子·优生》记载：“孔子为鲁摄像，朝七日而诛少正卯。”按理，少正卯不过是“自由言论、思想犯上，”罪不当诛。可见，像孔子这样以“礼”、“仁”自我标榜的思想家，一旦执掌权力，哪怕刚刚摄政7天，手段也非常凶狠。

屈原满腔忠诚，凛然若谏，遭到贬黜，但仍焦心国事，想着怀王。当得知楚怀王欲往秦国与心怀叵测的秦昭王会谈时，屈原冒死上谏“秦乃虎狼之国，不可相信，大王绝不能去秦。”怀王不理劝谏，果然中秦圈套，被秦军伏击囚禁，强行要求各地换人，最后死于秦国。后来屈原虽官拜三闾大夫，但顷襄王之弟子兰对屈原怀恨在心，将他流放江南。回想一生忠君爱国落得这等下场，悲愤交加，他投江而尽。

北宋时期，王安石变法，以图改变国家“积贫积弱”的局面，初衷可嘉。但王安石刚愎自用，一意孤行，在皇帝的支持下，排斥异己，打击政敌，将许多较为正直的反对派剥夺实权，贬降出朝，使得变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加深了政局动荡和社会危机。三朝近待祖无择因与王安石意见不合，即遭逮捕，投入监狱。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，对变法提出了反对，“都城中士人争相传阅”。王安石就十分“不安”，对“凡传抄此书信者暗中惩处”。监门官郑侠以上《流民图》的形式，把新法执行后农民逃荒、饥寒交迫的情景上奏朝廷。王安石虽因此被迫辞去相位，但郑侠却被处以杖刑、流放。

正直不羁的苏东坡忧国忧民，写了几首讥讽新法的诗，被奸臣们抓住把柄，上纲上线，大做文章，指认为“愚弄朝廷、怨望谩骂、妄自尊大，”要诗人招认“叛逆”的罪名。在重刑的折磨下，苏东坡不得已而违心认罪。幸好神宗对他并无杀意，最后只作了从轻发落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。

金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奇人，与当时的许多志士一样，为民族沉沦而忧愤异常。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，金圣叹撰写政论性质的哭庙文，集聚生员奔赴文庙哭祭，沿途群众1000余人相随而至，借哭皇帝之名，控告贪官污史，并且将事件演变为“示威游行”。这自然触犯了当局最敏感的统治神经，罪在不赦。遂于同年七月十三日，金圣叹和另外120名“逆贼”以“大不敬”、“摇动人心倡乱”为名，被判处“不分首从，立脚处斩，奴仆及家资财物，全部抄没入官。”

其实少正卯、屈原也好，祖无择、司马光、郑侠、苏东坡也好，还是金坛也好，这些人并无反顾，也非“倡乱”。他们之所以不惜身家性命，抒出胸臆，讲出真话，恰恰是为了当时统治者的长治久安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。他们对专制统治者和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幻想。然而，统治者却始终不能领悟，反而用屠刀来对付这些一心想为国效劳、尽点“微薄之力”的仁人志士们，实在冤枉之极。

如果环境允许，条例成熟，每一个人都是想讲真话的，这是人的本性所致。可是，血淋淋的历史和残酷的现实又分明告诉人们，说真话代价太高，高到让人往往只说了一次真话就没有说第二次真话的机会。于是，有人便保持缄默，更多的人则选择讲假话。比如，关于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；“九大”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决定；萨达姆以百分之百的得票再次当选伊拉克总统等，程序上完全符合法律规定，都是“一致通过”或“全票当选”，都是“民众意志的体现”。但这种结果说明了什么呢？客气地说是违心，公正地说是对民主的亵渎。

人的尊严第一，生命第一。如果当尊严可以任意践踏，生命可以不当生命看待，政治利益斗争和经济利益冲突将人异化为彘狗不如的野兽，法律在天平上失衡，沦为阴谋和杀戮的奴婢时，尊严和生命就失去了价值。

社会终究是会进步的，社会终究是在进步的。要使全社会的人都讲真话，而且讲真话不仅毫无代价，还能获得丰厚的利润，可行的做法，就是尽快健全法制，特别是民主制度，创造一个真正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，言者有功的宽松环境。否则，谁敢讲真话？谁愿讲真话？碰到“当讲的时候”，可能只好小心翼翼、三思而讲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