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写一篇母亲的文章。我从来没有料到，触动我写母亲的最直接的灵感，竟然是在医院的手术室外；写母亲的第一篇文章，竟然是如此地百感交集。

4天前，也就是11月27日下午1点55分，一个胖胖的护士走进母亲的病房对我们说：“24床，做手术了，就现在，赶快准备一下吧，将病号服换下，包括手表在内的所有随身物品，一律不能带进手术室。”

临末，胖护士又大声地朝我们喊了一声：“别忘了，给病人戴上手套，这是她的身份证。”

我们知道，胖护士说的所谓手套，就是铭牌，一个像手表带般宽的塑料圈，上面写着我母亲的病床号、性别、年龄、什么病、手术位置等关键词。

胖护士的命令简洁、坚决，兄嫂们不敢有半点迟疑，纷纷用麻利的动作照办了。随即，大家推着母亲的病床朝手术室走。

母亲住的病房在A座三楼东边，手术室在B座二楼西边。

从三楼到二楼需要乘电梯。那天，医院的电梯似乎特别慢。电梯轿厢在推进一张病床后，可容纳的人数十分有限。兄嫂们改走楼梯下去。电梯里只有母亲、我和护工。

电梯到达二楼，门开了，护工拉着病床在前面走，我推着病床走在后面。此时，兄嫂们还没有下来。

护工拉得很快，脸上没有表情。这样的场面她经历得多，看惯了，习以为常。我脸色阴沉，表情沉重，内心焦急，步履匆匆。

A座到B座的二楼通道是相连的。路虽不远，不到百米，可我感觉，这条通道异乎寻常地漫长、遥远。一路上，除了听到我清晰的脚步声外，四周寂静得可怕。渐渐地，我的心跳加快，思绪混乱，刹那间，许多不该有的联想浮现在脑海中。

终于，到了B座二楼的最西边。“手术室”三个字跃入眼里，很是刺眼。

几秒钟，最多只有几秒钟，手术室的门打开了。“24床，进来。”里面的医生高声喊道。我们将病床推了进去。

此时，时间是下午2点15分。兄嫂们没有到达，估计他们还在长长的通道上急速行走。

一名男护工推着一张狭小的床上来，对我母亲说：“爬到这张床上来吧。”我一听，心里有些气，想顶他一句：“病人要是自己能爬，还用得着急着做手术？”但我终究没发火，只是婉转地对那名男护工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母亲神志模糊，已听不懂你的话，她自己也动不了。”说着，我将两手伸到母亲的身子下面，试图把她托到那张床上。但她的身子很沉，我托不动。这时，上来几个人，好像还有大哥，我们一起将母亲边托边抱，“搬”到了那张小床上。

小顷，一个穿手术衣的医生拿着一张打印好的纸过来。“你是病人家属吗？”医生问我。

“是的，我是她儿子。”

“那就请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吧。”医生解释道，做任何手术都是要病人家属签字的，这是例行公事。

我拿起笔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握笔的手有一点点颤抖，好像在签一份生死状。

签了名，医生说：“好了，你走吧，在外面等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叫你。”继之，另一名医护人员把母亲推走了，推向另外一个房间。

从三楼到二楼，从病房到手术室，母亲始终没有说一句话，整个过程甚至连一点表情都没有。显然，她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、走向何方、面临什么。她没有一丝害怕、一点畏惧。那一刻，她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很安详。

我目送着母亲的床越推越远，直至看不到床、看不到她的身影。

突然，我转过身，拉开手术室的门，快速冲了出去。瞬间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此时此刻，父亲、哥哥、弟弟、嫂子们都齐聚在手术室外。上海、杭州的两个妹妹长途跋涉，在来医院的动车上忧心如焚、归心似箭。

母亲生活在一个叫金清的镇子上。20多天前的一个早上，母亲坐黄包车到公共汽车临时停靠站，准备在那里换乘公交车，去路桥为父亲买药。当黄包车经过十字路口时，与迎面而来的一辆皮卡上相撞了，惨剧顿时发生。母亲身子前倾，前脑着地，血流如注。

当时，母亲的神志较为清楚。仅仅几分钟后，她昏迷了。

母亲被紧急送到当地医院抢救。医生说，颅内出血，需要立即开刀做手术，否则危及生命。医护人员把母亲的头发剃光，准备做手术了，却又说，像开颅这样的手术还是转到市里大一点的医院做比较保险。

在市中心医院，医生的意见与金清医院有很大不同。这里的医生说，颅内出血是肯定的，但量不是很多，出血速度不是很快，可以不必立即开刀，待观察一段时间再作决定。

这一观察就是整整20天。在这段日子里，母亲额角、脸上的浮肿日渐消退，神志越来越清晰，喜欢说话，声音很响。大家心里暗暗高兴，以为上苍有眼，母亲颅内出血已经完成止住了，不久就能康复出院。

但转眼间情况逆转。母亲的笑容逐渐消失，说话越来越少，眼睛无神。再后来，她的眼神变得异样，连儿子、儿媳也认不出来了。

最先发现这一症状的是弟媳妇。她感觉母亲越来越不对劲，就跑去问医生，医生说，那就拍个CT吧。片拍了，结果让大家很惊讶。医生指着片说，血脉止住，血肿正在挤压颅脑，压迫神经，造成病人神志不清。

“哪怎么办？”我们急切地问。

“做手术，越快越好！”医生干脆地说。

给母亲看病的主治医生是位年纪不大的神经外科主任，姓徐，态度比较友好。在回答“手术有没有风险，风险到底有多大”两个问题时，徐主任说，从理论上讲，大多手术都是有风险的，何况是大脑手术。

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两种手术方案。一种是开颅，把颅内血水全部清除；另一种是在头颅上打一个洞，将血水引流出来。他说，病人是个80岁高龄的老太婆，做开颅这样的大手术，手术室进去了，能不能出得来很能说。打洞是小手术，风险要小得多。

“不做手术行吗？”我们试探着问。

“不行。随着出血量的增多，脑内血水越积越多，要不了多久，病人的瞳孔会放大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”徐主任说。

大哥、弟弟、弟媳妇与在外地的两个妹妹用电话、微信时刻保持着联系。他们将母亲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她们。

心里最焦急的，恐怕是上海的妹妹了。她反复咨询上海华山医院、长征医院的专家，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下方面：要不要给母亲做手术，在哪里做，请谁做，什么时候做，开颅还是打洞，两种手术的风险究竟有多大，后遗症有哪些。

结合上海、台州两地医院的多名专家建议，综合利弊，27日中午，我们作出最终决定：听医生的话，立即做打洞手术。

从决定做手术，到母亲被推进手术室，只有两个多小时。这点时间，大家的心理还没作好充分的准备？

因此，在手术室外，我烦躁不安，心神不宁，思绪万千。

母亲出生于一个家底较为殷实的小商家庭。早年，她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外公，在一个镇子上开酒坊。酒坊自己酿酒，也卖酒，批零兼营。据说，由于外公酿的酒地道，口感醇香，加上他为人实在，买卖公平，从不在酒中掺水、不短斤缺两，老主顾巩固，新客源不断，生意不错，日子过得有滋有润，完全不必为生计发愁。

也许是家境富裕的缘故，不是十分开明的外公，把他的3个子女都送去上学，接受新文化、新理念的教育。母亲的姐姐，我叫她姨妈，是个品学兼优的人。母亲曾自豪地跟我说起过姨妈是如何的有学问。她说：“你姨妈啊，能用英文将孙文遗嘱背下来。”我听后，顿时肃然起敬，心想，那个时候，在一个小县城里，能有几个小女子知道孙中山的遗嘱，而且还能用英文背出？

母亲初中毕业。和我姨妈一样，长得极标致。她没有告诉过我，她和我父亲是怎么相识，怎么走在一起的。

母亲育有6个子女，我只知道她一生含辛茹苦，把我们养大。我还知道，母亲嫁给父亲后，她的基本职责就是相夫教子，让丈夫满意，让子女成人。

这期间，她既要为全家人的生计操劳，还要精心照料父亲的饮食起居，可谓呕心沥血，费尽心思。直至今年，母亲虚岁80，还没有享过几天清福。如今，又遇车祸，横遭劫难，吉凶未卜，上帝也太不公平了！

早年，父亲的工资不高，母亲的月薪更低，只有几十元。全家有9张口，哪个人都不能饿着。怎么办？母亲只好省吃俭用，一分钱掰成两分用。这一节俭的传统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。

事实上，对于一个人丁兴旺之家，光靠省吃俭用，往往难以为继，最好的办法是开源节流。

在6个兄妹中，我是老三，前面是大哥和二哥。因为我们都是男孩，又比后面的兄妹年龄要大，所以母亲尽可能把我们派上用场，赚点钱，贴补家用。

记忆中，我最早开始赚钱的年龄只有八九岁。

那时，我们住在金清镇，家门口是一条小街。这条街叫半边街，不长，从街南到街北，不过四五十米。我们家在街的西面，街的东面是一口水塘，没有房子。为什么街名取得这么奇怪，我虽没有考证过，但也能猜测出个大概，估计是一边有房一边没有房、像街又不像街的缘故。

半边街上没有一家店铺，是条名副其实的冷街。

小镇每10天有4个集市日，逢农历一、六、四、九开市。集市日，镇上热闹得很，除半边街外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人来人往，摩肩接踵，吆喝声此起彼落。

半边街上也有经商的，这就是乡下人来这里卖喂猪、喂牛、喂兔的草。

卖草的，大多是些孩子。他们头一天到田野上刈来青草，集市日一大早起床，用担挑着，赶到镇上卖。也有当天天不亮去刈草的。这样的草水灵，比头天刈的更为碧绿鲜嫩。但因为要赶上集市，当天刈的草数量一般较少，孩子们都是将草盛在大竹篮子里，再用手挎到集市上。

卖草的人不带秤，他们在半边街的房檐下将草担、草筐、草篮一字排开，等待买主光顾。当买卖双方谈好价格后，有人专门给他们称草，再由卖方付给称草的人一定报酬。当地人将这种报酬称作“重钿”，按时下的话来说，叫劳务费。

每行有行规，称草行业是垄断的，不是半边街上的人，不能插手。即使是半边街的人，也只能称摆在你家门前的草，不许越位。我住在半边街，当然有资格称草赚重钿，但我遵守行规，不会到别人家门前称草。

称草不用费力，却要用脑。

大凡卖草或麦草的人，都不太会算账。比如，一斤草3分半，46.7斤草是多少钱，这样的计算就由称草的人来完成。我脑袋瓜不错，称了草，要不了半分钟，就能准确报出数字。一般情况下，像上面这笔买卖，我能收2到3分重钿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一个集市日，所收重钿有三四角钱之多，最少也能超过一角。日积月累，收入可观。

重钿所得，不用交给父母，由我自己保管。我不会乱花钱。至今记得，我用重垫付过两个学期的学费，买过一支4角多钱的钢笔和几本练习簿、几支铅笔。这实际上等于为母亲省了一点开支。

镇上的每个集市，都是半天，而半边街的集市只个把小时就散了。称了草，我刚好赶上上学的时间。那时，我大概是上小学二年级，因为拥有一支同年级段学生很少有的钢笔，我感到格外兴奋，经常拿出钢笔，故意在同学们前面晃来晃去，引得不少人很是嫉妒。

后来，我还和大哥、二哥他们一起，卖过棒冰、橘子。

棒冰的箱子是母亲还是父亲做的，我记不起来了。母亲给我们本钱，我们去批发。红枣、绿豆棒冰批发价4分一支，我们卖5分。什么都不放的，叫香蕉棒冰，批发价3分一支，卖4分，一支赚1分。每次，我们不批发整箱，半箱就够了，一是担心卖不完，亏本；二是整箱太沉，兄弟俩扛不动。

卖棒冰都在酷暑，正是农忙季节。批来棒冰后，用一块旧棉絮裹好，关上箱盖，我和大哥或二哥，要么是大哥和二哥用一根竹杠扛到乡下卖。在田头，我们大声吆喝：“卖棒冰罗卖棒冰，红枣棒冰味道好，绿豆棒冰透心凉，香蕉棒冰喷喷香……”

半箱棒冰虽不是很沉，但对于瘦弱的我来说，用稚嫩的肩膀从镇上扛到乡下，无疑是个重负。大哥大我4岁，扛棒冰箱时，他在后头，我在前头。他很照顾我，总是将系在棒冰箱上的绳子往他这边多挪些。大哥的个子高出我一大截，走着走着，绳子就会慢慢地往前滑。大哥见状，就使劲把绳子向他这头移。如此反复多次，后来，他干脆将绳子尽可能地挪到自己这头，并用手紧紧抓住绳子，使之不能移动。这样一来，我的负担是轻了，但苦了大哥，因为绳子拉得太近，他的膝盖常常碰到箱子，走路十分不便。

那时候的橘子要凭票购买。一张橘票买一斤，一斤橘子国家牌价1角3分。

市面上也能买到橘子，但价格贵得多，要卖到2角左右一斤。

一个橘季，每个居民可分到三四张橘票，像我们这样一个多人口家庭，能分到几十张橘票。许多家庭不舍得吃橘子，就把橘票卖了。一张橘票能卖2到3分钱。

母亲让我们做的生意是，向人家买来橘票，再凭票买橘子，然后将橘子抬到乡下卖，赚取差价。这样，一个橘季下来，也能赚个10来元甚至20来元钱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卖茴香豆。不知母亲从哪里学得一手煮茴香豆的手艺，忽一日，她煮了一锅喷香的茴香豆，让我们几个兄妹用纸包成如今的蛋筒冰淇淋状，拿到电影院门口卖。

茴香豆包分两种规格，大包卖5分，小包卖3分。电影开场前半小时，我们就在影院门口摆好了摊。随着电影开场时间的越来越近，观众会越来越多，卖茴香豆的人常常蜂拥而至，将我们的摊子围得水泄不通，生意忙得难以招架。

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，离电影正式开场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的茴香豆就快卖完了。于是，我或哥哥会急急忙忙跑回家拿货。好在我们家居电影院不远，只有几百米的路，一刻钟能跑个来回。

那时不像现在，看电影的人多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市场管理，电影院前谁都可以设摊买卖。有时，一个晚上要放两场电影，一些特别好的电影，一晚甚至要连放3场。

生意最好的是电影开场前。开场后，人没有了，生意就没有了。

为了尽可能多赚点钱，母亲会让我们在影院门口等下一场电影，甚至等第三场电影。直至最后一场电影开场了，我们才回家。

电影院门口几乎没有任何建筑物。在等下一场电影的过程中，夏天还好，冬天，北风吹来，发出呼呼的声音，我们将衣领竖起来，头缩进里面，脚在地上拼命地跺着，还是冻得瑟瑟发抖。但想到今天有好几场电影，赚的钱比往日多，心里还是挺高兴的，也就不觉得那么苦了。

与卖茴香豆比较，我更喜欢包茴香豆。包豆子时，母亲和我们一起围坐着一张大方桌子，实行流水作业，一个人负责数豆子，大包几颗小包几颗不能搞错，说好后，一堆一堆放好，由其他人包。白炽灯泡在头顶挂着，大家一边谈天说地，一边包着豆子。母亲说，吃吧，大家都吃几颗。我们就吃了，抓起一颗，往嘴里一送，慢慢地嚼，细细地咽，感觉茴香豆真香。大哥顽皮，将一颗豆往高处一抛，脖子一样，张开大嘴巴，只见那豆子不偏不倚，正好拉进他的口中，引得我们几个兄妹好生羡慕。

在我们小时候做过的所有生意中，卖茴香豆的时间持续最长，估计也是利润最好、赚钱最多的一项生意。

卖茴香豆的日子里，家里的经济压力明显减轻。我感觉到，母亲的脸上多了几分笑容，心情开朗了不少。

家穷人多，母亲总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。

我很少穿过新衣服，即便是过年的衣服，也是打着补丁。但有一次过年，我穿上了新裤子，心里那个美啊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父亲在医院工作。医院里有中药房，中药房从外面采购的药材，大多装在一种用白色粗布做的袋子里。我那条新裤子就是用这种装中药材的白色粗布做成的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母亲先是将几个粗布袋子清洗干净，晒干，拆开线，用染料染成黑色，再晒干，然后把布平铺在桌子上，用粉笔在上面画上裤样，裁剪。接下来，母亲坐在蝴蝶牌缝纫机前，不用几刻钟，一条崭新的裤子做好了。“给你的，过年时穿。”母亲说。

当时，离过年还有好几个月，我一直舍不得提前穿。直到大年三十晚上，我才从箱子里拿出这条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裤子，与过年要穿的衣服一起放在床头。初一早上，我把新裤子穿上，在屋子里走了一圈，顿时，仿佛连整个人都精神了无数。

母亲和父亲结婚，大约有60个年头了。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，母亲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，不离不弃，相似相守。除了6个子女，母亲将全部的年华和全部的爱都献给了她的丈夫。可以这么说，假如没有母亲，父亲不可能活到现在。

这么多年，父亲很少洗衣、洗碗，更没见过他买菜、做饭。他是个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人。母亲差不多包揽了家务，悉心照料父亲。

进入老年后，父亲患有多种慢性疾病，长年吃药。他三天两头开出药单，让母亲替他四处买药。母亲这次车祸，就是在为他买药的路上发生的。

父亲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很少换位思考，很少体谅别人。以前，他性格暴戾，母亲做好饭菜，他时常嫌咸嫌淡，嫌不好吃；稍不如意，就出粗口，大发脾气。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他也会动手打母亲，而且下手往往很重，母亲的身子常常被打得瘀青、发黑，旷日不褪。父亲还多次扬言跟母亲离婚。五六年前，那时，父亲已是年近八旬的人了，还逼着母亲非要到民政部门离婚不可。

记得四五前年的一个晚上，母亲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电话中，母亲泣不成声，用极悲怆的声音告诉我说，那天，父亲又发无名火了，又打她了，父亲还说，这事没完，明天再作理论。

我听了，十分愤怒。我不知道“这事”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还要作怎样的“理论”，但我下了决心，要是父亲敢在我的眼前再动母亲一个指头，我宁可背不孝、忤逆的罪名，也会毫不客气地打他几个耳光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赶到家里，事态却已经基本平息。母亲见我怒气冲冲，用目光暗示我不要提及昨天的事，我只得作罢。

其实，无论父亲和母亲，都是平常人。既然如此，两人就得以平常心相待，都要互相包容，互相珍惜这么多年共同度过的艰苦岁月。但我的父亲，我对他真的感到很陌生，他只晓得人家应该怎样待他，一点都不反思自己对别人又是如何，更不用说愿与母亲风雨同舟、相濡以沫了。

就在母亲这次突发车祸、生死攸关，需要从金清医院紧急转到市中心医院抢救的危急关头，二哥到家里接父亲一起去。父亲听了，心里非但没有焦急之情，还在家里不紧不慢地配他自己的药。他说，出门了，药不带走不行。这一配，就是3个多小时。

当时间与生命在赛跑时，分分秒秒都弥足珍贵。

3个多小时是如此地漫长，足以让人挺不住生死考验，倒在阴阳界上，永远离亲人而去。

父亲一辈子在医院工作，类似例子，他应该见得多，听得也多；这样的常识，他不会不知道。

母亲住院期间，父亲多次要儿子、媳妇陪着，到医院、药店给自己买药。母亲被送进手术室开刀的那天下午，他又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买药上。

当然，父亲不是大夫，他即使在，也起不了半点作用。但母亲是在做手术啊，吉凶难料，他得的是什么样的急病，非得此时此刻去看？

经历了这次劫难，母亲知道，即使康复出院，身子也会大不如从前。她说：“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大不了一走了之。我最牵挂的是你父亲，他这个样子，叫我怎么放心得下？”

母亲的心，父亲似乎永远不懂；父亲的心，好像总是有点冷，冷得让人无法相信。

前些天，父亲又提及母亲的不是。说着说着，父亲开始伤心起来，感到很是委曲，慢慢地，眼泪流出来了，声音有些哽咽。他说，“我都病成这样了，她还这样对我，这日子过得实在没意思。”父亲还说，如果没有她，自己也能料理，早餐吃面包，中餐吃零食，晚餐到街上买点吃，活得自由自在。

父亲说的“她”，指的是我母亲。显然，他对我母亲很不满意，有积怨，认为母亲不理解他，待他不够好，照顾得还不够体贴。

父亲说这话时，母亲在医院里躺着。医生说，病人颅内还有积血，能否完全康复很难说。就算康复了，会不会复发，是个未知数。根据目前的症状，极有可能诱发癫痫病，今后恐怕都需要家人精心照顾了。

父亲的这番话，好在母亲听不见。要是听见了，我想，她也不会过多地往心里去。因为，这么多年，类似这样的话，父亲不知说过多少次了，母亲听得多了。

可这次不不同，母亲还处在劫难之中，我的父亲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！

这涉及到品行问题！

母亲和父亲的品行最大的不同之处，在于一个人的心里装着对方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自己。

知父莫若子。对于父亲，我太了解了。对他的所作所为，早在多年前，我就在心里暗暗起誓：理解他，原谅他。因为，他是生我养我的父亲；因为，他毕竟老了。

我是这样想的，也努力这样去做。

小时候，父亲多次逼我给他下跪。多年后，我曾经，也是唯一的一次，主动跪在他面前。

这是十七八年前的事。那时，我也早为人夫人父了。我主动给他下跪，不是因为自己，而是因为母亲。我对他说：“夫妻是平等的。母亲不容易。我只求你一件事，尊重她，善待她，和她平等、和睦相处。你要是做到这点，我就敬你，孝顺你，做你的孝子。”

说这话时，我没有流泪，表面平静，但很动容，内心波澜起伏。

那天的情景，我记得太真切了。父亲听了我的话，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、蔑视的笑意，什么都没说。

这丝笑意蕴含着许多内容，清晰地暴露出父亲的本性，深深地刺痛了我。“父亲”的形象再一次在我的心里轰然倒塌。

从此，对父亲的所作所为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理解他，原谅他，但我的心冷了，父子之间的感情渐行渐远。

古人云，听其言，还得观其行。进入晚年后，父亲对母亲的打骂明显少了。可一系列事实表明，这并不等于他回心转意，洗心革面，而是他骂不动了，打不动了。

手术室是个充满神秘、令人担忧的地方，里面很大，有许多张手术台。手术室外，有成群成群的人。那天，肯定有许多人在做手术，接受生与死的考验。

手术室外的人群，身份不同，表情各异，但等待的心情大致相似，总是担心、焦虑、紧张，甚至害怕。有病人陆续从手术室里推出，几乎所有的家属立即一拥而上，待发现推出的病人不是自己的亲人时，即默默退下，继续等待。

我们一家子夹杂在人群中，也在经历着等待过程的心灵煎熬。

手术室外的人越来越少，直到最后，差不多只剩下我们家的人了，我在想，母亲的手术也该快了。

果然，4点30分左右，手术室的大门忽然打开。“24号家属，手术做好了。”医生高声喊道。

瞬间，大家将母亲的病床围住了，都想在第一时间看看母亲的反映。

“妈妈，哪里有不舒服吗？”“你现在的感觉怎样？”“我叫什么名字？”“认得出我是谁吗？”……大家七嘴八舌，问个不停。

可是，母亲的嘴巴紧闭，没有回答一个字。她只用眼睛在大家身上扫了扫，就盯着某一个地方不动了，眼神迷离、恍惚。

医生说，手术比较成功，因为全身麻醉，病人还处在半昏迷状态，完全恢复清醒的过程需要数个小时。

母亲遭遇车祸，牵动了所有亲人的心。大哥和二哥几乎每天在家里与医院之间来回跑。二嫂隔三岔五烧些可口的东西，为母亲改善伙食。杭州的妹妹通过电话、微信，实时了解病情，她的心情随着母亲病情的变化而变化，忧虑、关切之情溢于言表。

最让我感慨的是弟弟、弟媳妇和上海的妹妹。

弟媳妇是个中学教师，功课排得很满。自己还办着一个班，业余要教学生美术。她有一个女儿，正在读小学六年级，早晚要接送，要管饭。她的忙可想而知。母亲住院后，父亲住在她家。即便是如此之忙，弟媳妇除了做好父亲的一日三餐外，每天和丈夫一起必到医院探望，并将母亲的病况在第一时间用微信发出，以免家人牵挂。

上海的妹妹因为路远，无法每日陪伴在母亲身边。她和杭州的妹妹一样，都有自己的职业，两人在3个星期之内，就来了3次，每次都是好几天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但相比于其他兄妹，上海的妹妹对母亲的爱似乎更加强烈，对母亲的关心似乎更加热切，对母亲的担忧似乎更加揪心，对母亲的呵护似乎更加细腻，对母亲的照料似乎更加体贴，对母亲的治疗方案、病情康复趋势、家人需注意事项等，似乎考虑得更加全面更加周到……

在母亲身边，上海的妹妹总是柔声柔气、轻言细语，体已的话说个没完。她还时常坐在母亲的病床上，一遍又一遍地为母亲揉脚。每当这时，母亲嘴上虽没说什么，但我知道，母亲的心里感觉特别温暖。

不仅兄妹们关心母亲，远在重洋的妹夫、侄子也时刻关注着母亲的安危，都在美国为母亲祝福。

弟弟幽默，发了一条微信说：“妈妈的健康牵动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心，大家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。”微信显示，发这条微信的确切时间是11月27日下午4点35分。此时，母亲手术成功，被推出手术室仅仅几分钟。

今天是11月30日，母亲术后第四天。正如医生所料，母亲神志一日比一日清醒，话语又开始多起来了，脸上也现出了少许红晕。医生说，病人恢复情况不错，但颅内还有积雪，要引流掉，引流不完的，需要通过皮肤才能吸收，整个时间会较长。颅内是否还在出血，要待过几天重新拍片才能看出。至于今后能否恢复如初，眼下不好下定论。一句话，家属要多观察病人的一举一动，特别是神志方面，不能掉以轻心。

为了我们的家，母亲操劳一生，辛苦一生，付出了太多，我们铭记在心。

入夜，窗外的雨下得很大，北风呼啸。气象预报，从今天起，一场横扫全国的强冷空气正在迅速东移南下，明天开始，浙东南地区进入寒冷的冬季。

城市笼罩在凄风冷雨之中。母亲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我正伫立在窗前，双手合十，向着母亲住的医院遥望。

此刻，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入睡，也不知道她今夜是否会做梦。我在想，如果母亲有梦的话，一定会梦见她的儿女们正在为她虔诚地祈祷，都希望她能早日走出医院，走过这个寒冷的冬季，走进春天里，年复一年地沐浴着明媚的春光。

因为母亲在，家就在。母亲是全家人的精神栋梁！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--写于 2014年11月30日深夜